[14]因此，人权的充分保护不论是公民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都可能要求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不同的义务的履行，这些义务是彼此相互关联的。

(24) 有关内容请分别参见有关法律或者有关草案。首先，在作为全体国民的总体意思表示的法律制定过程中，大多数法律案是由行政机关提出的，整个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来左右和操作的，而代议机关的作用就是在最后予以通过。

(22)涉及部门利益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应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起草，并积极尝试委托专家学者起草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孟德斯鸠所指出的民主政治原则腐化的现象，应当努力加以避免。尤其是目前编制的确定尚没有明确的法规范，其随意性较强，难以应对转型期纷繁复杂的行政需要。于是，寻找和确认替代性或者弥补性的规范、制约机制便成为必然和必须的了。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什么阶段、什么领域都适合于全面的、深入的民众参与，也不能否认有些阶段或者领域根本不适合民众参与。例如，建立切实可行、富有成效的行政立法规划、审查制度。

⒅行政立法的公布也是对行政立法进行程序控制的一种途径。实行政策和规则制定、行政执法、纠纷解决、行政监督等职能和机构的适度分离是必要的，但必须强调适度。[4] 2004年年会论文辑录在《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这套丛书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历史和文献作了全面梳理，为今后的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20]关保英、梁玥《论公共利益的法律限定》，《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中国行政法当初是在法律制度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建立法律制度体系是行政法学的当务之急。[51]在《行政处罚法》的适用上，有胡建淼对其他行政处罚的研究[52]，叶平等对行政处罚中违法所得的研究[53]，李孝猛对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的讨论[54]，章剑生关于行政处罚中当事人的协助义务的讨论[55]。

据统计，在《行政法学研究》杂志2005年发表的文章中，引用外国和我国台湾的文献316次，占全部引用的39%。[17]相关文章汇集在罗豪才等撰写的《软法与公共治理》一书中。

例如，对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行政法，仍然缺乏了解。于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和应急管理法专家建议稿及说明》，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行政法研究所和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并分别举行了研讨会。[29]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

[74]这几篇带有法社会学方法的文章，着力于解释为什么而不是讨论应当如何，也值得今后研究中借鉴。[23]前引胡锦光、王锴文。[44]王锡锌《公共决策中的大众、专家和政府：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为个案的研究视角》，《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就目前而言，行政行为除了遵循制定法的规定，还应当遵循行政法的一般原则，在学界似乎不存在异议，但在法律实践中还有较大障碍。

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目标的著作，主要有江必新主编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实务研究》和胡肖华主编的《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行政诉讼法修改纵横谈》。在执法过程中政府过分迷信强制和制裁力量而忽视了所有参与者制度性的相互学习，故加剧了规则表达和规则实践之间的背反。

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仍不多见。唐明良在一篇论文中，以福州禁售电动车事件为切入点，从合法性考量、制度建构和管制政策设计三个层次分析当前的行政法案例。

总体而言，行政法教科书种类繁多，虽然统编教材仍然影响巨大，但天下一统的局面早已不再。中山大学法学院举办了政府管制与行政许可研讨会（2005/11）。何兵从一个女大学生因怀孕被开除的事件入手，对高等院校对学生性行为管制权力的构造过程以及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解构进行了多方位解析，向读者展示社会变革过程中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调整。作者评论了政府强制变更企业经营范围行为的合法性，继而讨论了本案中政府管制政策形成的程序设计和制度建构，以及政府管制中的多种政策工具。[74]王锡锌《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法律实施的探讨 除了立法研究，一些学者讨论了《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实施中的问题。

[62]叶必丰《受欺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法律责任：以行政机关为视角》，《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但它们数量庞大，从来都是行政法学的显著部分。

此前，应松年和杨小军曾就《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情况进行定点调查，并将调查所得写入了他们关于《国家赔偿法》修改的建议之中。[34]江必新《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今天中国行政法体系初定，但行政立法还有一段长路要走。[48]王作富《非法经营罪调控范围的再思考：以行政许可法若干条款为基准》，《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二是程序的进路，即应当由谁来界定公共利益。[68]何兵、赵鹏《从专业课程设置析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刘连泰建议采取一个反向解释（什么不是公共利益），把政府自身利益、商业利益和特定集团的利益都逐出公共利益的范围。[58] 沈岿讨论了行政规则（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司法的约束力，认为它与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区别仅仅在于法院需要尊重的程度不同。

杨寅《公共利益的程序主义考量》，载《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其中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和应松年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是使用比较广泛的两种教材。

学界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76]] 2006年11月，四川省有关部门在成都举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全国政务（行政）服务中心理论和建设研讨会。

朱新力《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研究》，《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15]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

【注释】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张建江协助整理了2005-06年间的行政法学书籍和文章目录，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俞楠协助整理了行政法学主要活动情况。有文章讨论了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问题，主张适度宽泛地理解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王士如等《中国行政法治与WTO规则的整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总体而言，对外国行政法的译介还存在几个明显的薄弱环节。

行政程序被公认为是建设法治国家方略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行政程序的研究继续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点。这些都是行政法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典型事例。

【摘要】2005-2006年的行政法学研究，在教科书的编撰和外国法的译介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公共治理的转型和行政法理想模式的探讨有了深化，行政法原则等一般理论的阐述得到推进，对《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信息公开法的立法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对行政规制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实证研究和法社会学方法的应用也出现了若干成功的案例。[25] 约自2000年以来，行政法原则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热门。

[57]宋华琳立足我国法律文本和司法审判实践，探讨了技术标准对司法的规范效应，指出技术标准对于行政审判中的事实认定、民事审判中判断违约责任是否成立和加害行为的违法性、刑事审判中填补犯罪构成要件的空白，均在实质意义上发挥着法的作用。邹文星《日本生活保护法第4条对修改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启示：对加藤案件和中鸠案件的探讨》，《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5期。